“金库” 与“无声炸弹”

梁　山　胡习恒

    四十年代初，我俩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日本投降后，党先后派我俩负责柳州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在4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和全市党员、广大群众一起，开展了罢工、罢课、罢教、策反、散发革命传单以及护城迎军等多方面的斗争，直至柳州解放。这里记述的是地下斗争的两个小故事。

共产党的“金库”

    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党的活动经费很少。解放战争时期，按照中共桂柳区工委1948年1月会议的决定，脱产干部生活费以大米每月60至90市斤计算、另给房租杂用补贴法币15万元。后因物价以几何级数飞涨〔1948年1月米价为4166元1市斤，2月涨至8166元1市斤），钞票形同废纸，1949年省城工委决定城市工作的脱产干部生活费增至125市斤大米。生活艰苦倒不要紧，问题是党的活动经费太少，许多工作就难以开展。为了筹集经费，我们想了许多法子，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游击队之歌》里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对，向敌人要，借敌人的钱来打击敌人！

    当年，桂柳区工委机关设在柳州市曙光东路159号，工委书记陈枫夫妇在这里租了一个房间，以行商身份掩护，后因故改由柳州地下党特派员梁山经营。当时陈枫以“陈老板”、梁山以“周老板”的面目出现。两个“老板”都是“商界朋友”，互相来往洽谈“生意”，天经地义，无可非议。

    1948年3月的一天，周老板来到陈老板家里，两人边拔弄算盘，边低声细语谈完“行情”之后，32岁的陈老板拿出一张提货单，高声说；“周老板，麻烦你派伙计拿提货单到沙街德昌行的货船上提一包津纱，这是合股生意的第一炮，希望打响……”

    “津纱，美国货！哪里来这么多钱呀？”梁山睁大眼睛，诧异地问道。陈枫干咳两声，四顾无人后，微笑着说：“这是我和胡习恒、熊元清想出来的妙计，向国民党柳州农民银行借来的钱。哈哈，国民党的银行变成共产党的‘金库’啦！”

    胡习恒、熊元清从抗日战争中期起，就是柳州地下党负责人。他俩和地下党员黄维光一直隐蔽在国民党柳江县政府里，当了近十年的合作社指导员。为了解决党的经费，陈枫指示他们利用职务的便利条件，以里雍乡信用合作社的名义，向农民银行贷款。胡习恒和熊元清依计而行，把贷款手续和“证件”办好之后，通过黄花岗小学女教师、地下党员郭桂兰，把领款的任务交给从宜山来柳州办事的地下党员韦必达去完成。

    一天下午，黄维光陪同里雍乡信用社“经理”韦必达走进潭中路的农民银行。银行职员见是县府合作社指导员带人来办贷款，自然不敢怠慢，而且贷款手续完备，证件无误，于是立即打开保险柜，点钞支付，花花绿绿的新钞票足足装满了一麻袋。韦“经理”在黄维光的护送下，扛着这袋钞票来到指定地点。

    党组织收到这笔钱后，由胡习恒委托进步群众黄立义买进一包美国棉纱（共40股，100公斤）。陈枫叫梁山派地下党员杨林到船上提货，放在梁山的杂货店里出售。邻居们看见周老板店里的洋纱，纷纷来看热闹。有人打趣道：“周老板，恭喜发财！这货什么时候出手呀？”“多谢，多谢！生意人希望货如轮转，一本万利，市价合适就卖嘛！”周老板以行家的口气笑着回答。

    过了几天，这包洋纱以好价钱卖掉了，由于杂货店“招财进宝”有术，生意颇兴隆过一阵子。当时，国民党经济崩溃，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快到归还贷款期限的时候，我们只用两股纱的钱就还清了这笔贷款的本利。1946年下半年，党组织又以六道、进德等乡信用社的名义，先后向农民银行贷了两次款。

    陈枫每年几次乘飞机到香港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汇报、请示工作的旅费，地下党印刷传单和交通联络等等费用，其中一部分就是从这家“金库”支出的。

“无声炸弹”的威力

    国民党害怕革命真理，害怕地下党的传单。我们的同志和进步群众则称赞这些传单是“无声炸弹”。我们的“无声炸弹”曾经在广西的国民党警特机关“备案”过。1949年5月14日晚8时，柳州、桂林、南宁就同时“爆炸”了两颗重磅“炸弹”《约法八章》、《警告特务书》两张传单，搞得敌人焦头烂额、胆颤心惊。

    1949年7月24日，陈枫在柳州市郊社湾村地下党员明乐的家里，召开了桂、柳、邕城市工作会议。开会期间，地下党员曾少庆从城里赶到社湾村，送来一份重要情报。陈枫看了情报，马上召集柳州城工委的四个人——梁山、胡习恒、熊元清、韦竞新研究。陈枫说，国民党反动派穷途末路，正在垂死挣扎，柳州的反动头目决定在8月1日召开所谓万人反共宣誓大会，会后还要搞反共游行。这情报是打入敌人首脑机关的同志提供的，我们要想办法粉碎敌人的反共阴谋。同志们听了，个个怒火满腔。大家商定，要向敌人扔“无声炸弹”：向全市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欺骗人民，在经济上压榨、剥削人民的罪行；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伟大胜利；号召全市人民抵制反共游行，拒绝使用和兑换银元券；严厉警告反动分子，要认清形势，赶快“放下屠刀”。会议作出决定：7月28日晚上 8点钟，全市500多个地下党员、爱青会员、“解联”会员一齐出动，散发传单，狠狠打击敌人的凶焰。散会后，宣传委员韦竞新在煤油灯下草拟传单。这个刚从南宁师院毕业出来的青年人，才思敏捷，笔飞墨舞，一气呵成。传单草稿经大家传阅同意后，由曾少庆连夜带回城里交给地下党员黄志明刻写印刷。在抗日战争时期入党、当过报纸编辑的黄志明，刻得一手好字，他长期在地下党领导机关担任文书工作，很多小册子和传单都是他刻印的。接受任务后，他隐蔽在东台路临江边一间房子里，就着微弱的灯光伏案刻写、印刷传单直到天明。

    会后，柳州城工委几个领导人从社湾村回到城里，分头领导散发传单的工作。一捆捆、一扎扎传单通过联络员用各种方法瞒过敌特的耳目，迅速地送到各线、各点的地下组织。7月28日晚上8点钟，机智勇敢的地下尖兵们化装成游客、情侣、小贩……两人一组，互相掩护，在10分钟内把传单散发、张贴在自己负责的地段内。成百上千张传单在闹市区，在电影院，在公园，在工厂、学校，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乒乒乓乓”地“炸响”了。骄傲而愚蠢的敌人过了半个钟头才如梦初醒，急忙全副武装倾巢出动搜索。他们在城里狼奔狗窜，折腾一夜，一无所获。

8月 1日上午，打肿脸充胖子的反动派，仍然硬着头皮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所谓万人反共宣誓大会。为了给自己壮胆，主席台上架着两挺机枪，会场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才有五六百人稀稀拉拉地来到会场。这些人除了军警和“等因奉此”的公务人员外，那就是被保甲长强迫拉来的老弱居民。年青力壮的人，一清早便借故出城躲会去了。反动头子见会场如此冷冷清清，气得跺脚骂娘，一个挂着少将军衔的家伙，声嘶力竭地胡诌了一通反共的陈词滥调之后，接着又使出吃奶的力气狂叫道：“我们抓到一个散发传单的‘共匪’。共产党破坏勘乱建国，煽动民众抵制参加今天的反共大会，实属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今天兄弟奉令将这名‘共匪’就地枪决，以儆效尤……”几个如狼似虎的刽子手从后台推出一个五花大绑的“犯人”出来示众。这人的嘴巴塞着破布，身穿粗布衣服，蓬头赤脚，显然是被胡乱抓来的流浪街头穷苦人。一阵令人心悸的杀人号音响过，接着是两声枪响，死者的鲜血喷撒一地。人群一阵骚动，有的老百姓趁混乱之机溜出了会场。这情景恰好被戴着墨镜、西装革履的周老板路过时看见。

“反共大游行”开始了，宪兵开路，军警殿后押阵，党棍们扛着标语牌，个个如丧考妣垂头丧气地走在大街上，活象给蒋家王朝出殡的队伍。站在街边的群众纷纷投以厌恶、鄙视、嘲笑的眼光。所谓的万人反共大游行，只有两三百人游了两三条街之后，便偃旗息鼓，草草收场。站在庆云路口看“热闹”的周老板目睹此情景，心里乐开了花，急忙向隐居在中山西路的陈老板通报“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