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确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和历史结论。这个政治判断和历史结论，虽然是特指的，有特定的对象，但抽象地说，具有一般性的普遍意义。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从一般性上说，“两个确立”的实质性问题是两个：一个是组织问题，一个是思想理论问题。组织问题是需要通过法定的组织程序，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决定党的领袖的问题。思想理论问题是通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行党的理论创新，确立党的指导思想，决定党的行动指南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两个确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马克思是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光辉历程，我们党作出这样一个重大政治判断和历史结论，其理论依据自然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摄

一、“两个确立”的理论依据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一）唯物史观的创立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他的思想贡献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两个方面，这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然而，他最重要的发现是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的发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这两个发现是破天荒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社会变革的动力是什么？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类社会发展有没有规律？这些重大的问题，自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成为无数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要回答的问题。由此也就产生了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矛盾对立和斗争，世界上也就创立和形成了无数个不同的哲学派别和思想体系。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哲学和思想学说能够如此深刻阐述和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因为马克思在创立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故以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和对人类先进文化思想的批判继承中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变革，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座前无古人的不朽丰碑。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由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本人称之为“新唯物主义”。与以往的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新唯物主义”，新就新在：从哲学对象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相互关系，科学确定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从哲学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旧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分离、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矛盾的缺陷，建立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高度统一的科学体系；从哲学使命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改变世界”、使“世界革命化”作为根本任务，形成了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不断发展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又被称为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发现，“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唯心史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它的主要缺陷是：至多考察了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进一步考究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因而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精神发展史，否认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否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唯物史观的发现，使唯物主义原则由自然领域拓展并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列宁评价唯物史观为“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他还强调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两个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两个确立”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的：一个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一个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从第一个基本原理看，这个原理强调的是，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同时，又承认个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甚至是重大的影响作用。从第二个基本原理看，这个原理强调的是，正确反映事物和合乎客观规律的思想、认识就是真理，不能正确反映事物和不合乎客观规律的思想、认识就是谬误。真理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极大的能动的指导作用。唯物史观的这两个基本原理，都阐述了一个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关系。它们一方面从根本上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界限。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全面准确地领会。如果我们重视和强调了一个方面，而忽视和丢掉了另一个方面，就会犯机械论、片面性的错误，就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也就无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二）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

这个原理是“两个确立”依据唯物史观的第一个原理。对这个原理我们除要学习领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基本观点外，还需要学习领会包含在唯物史观中的其他重要观点。这些重要观点实际上是对基本原理的具体展开。

1.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人合力作用的结果，每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起一定作用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每个人尽管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各不相同，但都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有群众的作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这里，恩格斯已经指出了历史就是每一个人合力作用的结果。后来，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进一步深刻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

2.关于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作用，特别是杰出人物、伟大人物对历史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观点。唯物史观强调，尽管每个人在历史发展中都起一定作用，但是作用的性质、大小是不一样的。历史人物的作用大一些，普通个人的作用小一些。同样是历史人物，杰出人物、伟大人物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人民意愿，对历史发展起加速作用；反动人物、反面人物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对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的历史任务往往是由杰出人物、伟大人物首先发现并提出来的。因为他们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解决历史任务的愿望比别人更强烈、更主动，能为群众指明革命斗争的方向，在革命斗争中起着领导核心作用。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教育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在其代表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系统论述了杰出人物、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列宁将这部着作列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之一。普列汉诺夫所研究的“个人”特指杰出人物、伟大人物。他指出：“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责任。”杰出人物、伟大人物是历史规律的发现者，是历史任务的提出者，是历史方向的指导者，是历史力量的凝聚者，是历史潮流的引领者，是历史变革的谋划者。同时，唯物史观认为，杰出人物、伟大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要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受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活动的制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有非常深刻的阐述，即每个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杰出人物、伟大人物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意愿，才能起到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

3.关于每一个时代一定会出现自己的杰出人物、伟大人物，无产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领袖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时势造英雄，杰出人物、伟大人物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同时，唯物史观还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领袖。列宁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他还科学论证了领袖与群众、阶级、政党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并强调“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邓小平同志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曾强调指出：“没有领袖和核心，就要培养领袖和核心。要革命的话，就应该建立这样的党。就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领袖行吗？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4.关于无产阶级领袖具有以往任何阶级的杰出人物、伟大人物所不可比拟的优秀品质和伟大作用的观点。唯物史观强调，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符合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同时，由于他们一无所有，政治上受压迫最大，经济上受剥削最深，因此，革命最彻底，最大公无私，也最有前途。其他阶级都会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而逐渐消亡，而无产阶级会不断发展壮大，它是最后一个自行消亡的阶级。所以，无产阶级领袖所代表的是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领袖，既是实践家，又是理论家；既是人民的领导者，又是人民的公仆；既具有卓越的才能，又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取决于他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程度以及同人民群众的结合程度。

5.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领袖权威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个人的偶然凑合”。无产阶级政党担负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历史使命，如果缺乏权威人物，没有领导核心，无产阶级政党就难以发挥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优势，无产阶级就难以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从而在一致的行动中改变旧世界、建设新世界。马克思指出：“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深刻论证了确立和维护权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是谁，就是船长。他强调，反权威主义者只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对这个问题，我们党的领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历史经验中，都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只有一个核心。邓小平同志在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时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有着96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就没有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导致各自为阵、各自为政，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

这个原理是“两个确立”依据唯物史观的第二个原理。对这个原理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

唯物史观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在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同时，又指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的反作用，这有力地论证了科学理论武装的巨大作用与重大意义。

1.关于科学理论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毛泽东同志说：“反映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列宁说：“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如马克思千百次反复说过的那样）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一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科学的理论，作为先进社会意识的集中反映形式，会对社会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毛泽东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无产阶级政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点。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恩格斯强调：“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反之，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就不会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还说：“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联系到我们党的历史，说得更具体、更生动、更形象。他说：“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科学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

2.关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向广大群众灌输科学的理论，引导他们前进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思想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要实现什么就要诉诸实践，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因此，一种社会意识发挥作用的程度及范围大小、时间长短，同它掌握群众的深度和广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还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然而，群众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够接受理论，哪怕是科学的理论。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他还特别强调：“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因此，思想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灵魂所在，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科学理论贯穿于党的章程和纲领之中，灌输到最广大群众之中，贯彻到最实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全过程。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时曾强调：“‘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3.关于科学理论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无产阶级政党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决定了社会意识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相应地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和发展。科学理论，作为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社会意识，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把科学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早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他后来还特别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他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因此，与时俱进确立党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永葆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二、与“两个确立”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

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思想观点，联系实际，我们还需要把握好与“两个确立”相关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关于党的领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关系问题

党的领袖是党领导人民在进行伟大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党的领袖具有一系列优秀品质，他们站得高、看得远，眼界开阔、胸怀天下，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敢于斗争、勇于担当，乐于奉献、夙夜在公，注重实际、开拓创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信念坚定、意志顽强，作风优良、人格伟大，联系群众、不怕牺牲。从个人条件上看，他们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从产生方式上看，他们在伟大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出来，又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被选拔和推荐出来；从所处地位看，他们责任重大，使命崇高，担负着最重要的职责。党的领袖不但要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在实践中起掌舵领航的作用，而且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中要起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同志为党领导人民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发挥了重大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起了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同志为这一思想的创立起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产生了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坚强领导核心领导了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孕育和催生了党的创新理论，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了新时代的伟大实践。理论与实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转化。正是因为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全党才有了顶梁柱，全国14亿多人民才有了主心骨；正是因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才有了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党的领导核心的确立与党的理论创新是统一的，是两位一体的。党的领导核心都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都为党的创新理论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党的创新理论都对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起了重大的支撑作用。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关于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是相互依存、相互离不开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人民群众需要党的领袖，党的领袖来自于人民群众之中，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没有党的领袖，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实践就会陷于自发、涣散、盲目、摸索的状态。党的领袖顺应时代的潮流，满足人民的愿望，领导、组织、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前进。党的领袖的抱负、能力、担当、情怀，对党、国家、民族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党的领袖的形象是党、国家、民族人格化的具体体现，能够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邓小平同志指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党的领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科学预见、教育引领、团结凝聚、举旗定向、领导指挥。具体地说就是依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现实状况，总结经验，创新理论，谋划蓝图，预见未来；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了解自己的前途，明确奋斗的方向；加强团结，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开拓前进。另一方面，党的领袖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人民至上。党的领袖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密不可分。刘少奇同志在论述毛泽东同志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他还说：“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在，而发展。”周恩来同志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他在《七大开幕演说》中说：“我们依靠了全党同志的努力奋斗。我们依靠了数十万党内外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我们依靠了上万万人民大众的共同奋斗。我们依靠了国内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国外进步人士的同情。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任弼时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中也说：“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这些论述，都深刻阐述了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其特有的睿智、远见、朴实、亲和而又坚毅的风格，以其深刻洞察能力、科学决策能力、高超驾驭能力，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宏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展现了一个风华正茂大党、复兴崛起大国的领袖形象。习近平总书记从人民中走来，又始终在人民之中，他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办人民之所需，与人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同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是我们党的领袖，也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三）关于党的领袖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共产党特有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工作优势。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民主，一个是集中。民主强调的是发扬民主，集中集体的智慧、全党的智慧。集中强调的是正确集中，凝聚全党的意志，形成集体的力量。民主是正确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和归宿，两者相辅相成、内在统一、不可分割。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以民主为基础，民主通过集中加以体现。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没有集中也没有民主。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与集中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统一的。从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进行决策的过程看，任何一项决策都是先从正确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开始的，又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高度集中后而结束的。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党的制度中的体现，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运用。党的领袖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倾听民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善于从广大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重大问题的决策前，要广泛深入地调研，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进行决策的前提。同时，党的领袖又要遇事不避难、不推诿，不犹豫徘徊、不优柔寡断，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在重大问题上善于发挥引领作用，善于集中领导集体大多数人的意见，最后果断拍板，一锤定音。党的领袖的作用就是通过民主集中制来发挥的、来实现的，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之上的。党的领袖应该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榜样和典范。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在总结党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关系时，是将其作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来强调的。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以上所述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基本原理、理论观点和理论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中都给予了充分的历史说明和实践验证。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来源：《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22年第4期